如果我国化工行业的探索是漫漫长路，他曾留下深沉的足印；如果我国化工行业的成就如璀璨银河，他曾点亮闪耀的星辰；如果我国化工行业的发展像绮丽画卷，他曾绘出精彩的图景……

　　在中国化学工业发展史上，他的名字让人难以忘怀。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从事胶东抗日根据地军工和民用紧缺的重要化工品研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我国大型化工企业基本建设、化工技术设备和项目引进、化工行业生产调度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改革开放时代，他团结带领化工战线干部职工，积极推进我国化学工业现代化建设，为化工项目的引进和建设、传统化工技术改造立下汗马功劳；在全国人大任职期间，他在推动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推进立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离职休养以后，他多次向党中央、国务院建言献策，继续践行一个老党员的初心使命。

　　他，就是原化学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秦仲达。

　　今年9月30日是秦仲达同志诞辰100周年。在此，我们纪念他革命的一生、学习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为化工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

　　1941年，抗战正酣，国难当头。原本在香港从事化学研究工作的18岁的秦仲达，毅然返回内地，投身抗日救亡活动。

　　1942年5月，秦仲达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海专署工业研究室任研究员，从事胶东抗日根据地军工和民用紧缺的重要化工品的研制工作，从此一生未离开过化工岗位。在这期间，他以自己掌握的化工知识和技能，土洋结合、立足实际，先后参与研制出纯碱、硫酸、甘油等重要化工产品，以及雷管、信号弹、发射火药等紧缺的军工产品，为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由于在工作岗位上的优异表现，2年后，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6年9月，经组织委派，秦仲达参与苏联红军移交给我党的大连化工厂(简称大化)的接收工作，并先后担任工务部长、副厂长、代理厂长、厂长。

　　当时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是：在关键设备七零八落、残缺不全的废墟上，着手恢复生产，给前线和国家建设提供急需的化工产品，为解放全中国和恢复国民经济建设服务。担任代理厂长的秦仲达带领战士和职工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一边开展生产装置修复，一边尽可能恢复生产。直至1951年6月25日，大化实现炼焦、合成氨、硝酸、硫酸车间全面恢复生产，为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和新中国诞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就在恢复生产过程中，秦仲达相继收到三弟秦有水、二弟秦有良为革命壮烈牺牲的消息。他在后来的自传中写道：“我难过到极点，跑到大化码头含泪悼念，只有化悲痛为力量，勤奋努力工作。”

　　大化刚开车7天，周恩来总理便亲临现场视察。秦仲达全程陪同，将生产工艺、设备装置介绍得滚瓜烂熟。周总理听后大加赞赏：“我们国家现在就需要像你这样的厂长。”总理还勉励说：“像这样的化工厂，我们国家还不多。你们要继续恢复和发展生产，培养更多人才，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秦仲达受到了巨大的鼓舞。此后，他夜以继日，一心扑在工作上。一年后，他担任东北化工局副局长，承担东北地区化工企业恢复生产工作。他在继续担任大化厂长的同时还兼任大连工程公司经理，为东北地区化学工业的重建作出了重要贡献。大化与南京永利宁厂、天津永利碱厂等民族企业一起，成为我国化学工业的摇篮，培养了一批批优秀人才。

　　据原化工部副部长李士忠回忆，周总理考察大化时的那张合照，一直挂在秦仲达家的客厅里，激励着他为国家的化工事业一路驱驰。

　　氮肥工业的拓荒者：星光不负赶路人

　　1956年5月，中央决定将重工业部化学工业局和轻工业部医药局、橡胶局合并，组建成立化学工业部。中国化工行业发展翻开新的一页。

　　当年7月，32岁的秦仲达奉调进京，先后出任化工部基建司副司长、设备司副司长兼化工机械研究所所长、技术供应局副局长、基建总局副局长、生产调度局局长、生产办公室主任。

　　那时候，解决数亿人口吃饭问题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安全感，是最简单的道理、最直白的表达。因此，快速发展化肥尤其是氮肥、助力农业生产，成为当时化学工业的重点。

　　从1958年开始，一大批大中小型氮肥厂相继开建。当时国家提出，这些工厂的建设都要“自力更生、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尽量使用国产原料”。为了让氮肥产能尽快提上来，秦仲达奔波在化肥工地、施工现场，参与规划选厂、施工建设的全过程。他来往于上海、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锦西等地的机械厂和钢厂，督促检查化肥厂的装备及配件制造情况。在他们这批“拓荒者”的努力下，我国氮肥产能得到了较大提升。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国氮肥生产又出现瓶颈，一是原料供应不足特别是无烟煤供应不足，二是铁路运输紧张，三是维修备品配件和钢材供应不足。这造成化肥产能不能发挥，好几年完不成国家计划。

　　“1971年化肥计划生产指标是1500万吨标肥。到了9月份，离这个目标还很远，中央很着急，就在政协礼堂召开了全国燃化工作会议。”李士忠回忆说，那次会上，国务院主管农业工作的华国锋同志讲了1个小时，讲农业对化肥的急需情况;国务院主管工业和交通的余秋里同志讲了3个半小时，讲要解决原料、铁路运输等困难。余秋里还点名批评了当时的燃化部。

　　这次会议下达了“战斗”命令，一场“夺肥大会战”随即在化工系统展开。在徐今强部长的领导下，时任燃化部化工生产组组长的秦仲达每天研究形势、汇报情况、解决问题，还经常跑到国家经委、铁道部去协调处理各项难题。不久，会上提到的困难大部分得到缓解，但秦仲达还有一项“心病”未除。

　　“山西晋城、河南焦作无烟煤资源丰富，但由于采掘设备、技术等原因，产品大量是粉煤和碎煤。化肥厂都采用固定床气化炉，必须用透气性好的块煤做原料。这就限制了化肥厂的发展，也成了秦仲达同志的‘心病’。”曾在秦仲达领导下长期从事小氮肥管理工作的原中国化工报社社长曹恒武回忆说。

　　怎么办?利用大量无烟粉煤制气，成为当时大胆的尝试。秦仲达下煤矿、跑工厂，搞调研、抓典型，一心扑在化肥厂造气炉旁，带领大家探索造气最佳工艺指标。终于，好消息传来——江苏的涟水化肥厂、丹阳化肥厂在煤粉中加入少量黏土、石灰和水，经机压加工成煤球，放到造气炉中制气获成功；石家庄化肥厂发明的双筒对吹粉煤气化炉也取得良好效果。这是我国化肥原料路线一次里程碑式的突破。就这样，到了1971年年底，我国1500万吨标肥的计划任务超额完成。

　　有了这1500万吨，还远不能满足我国农业生产需要。中央开始酝酿从国外引进13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52万(或48万)吨尿素的大化肥装置，并交由秦仲达负责。

　　1972年，他带领12人的专家队伍飞赴西欧，考察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四国化肥工业。亲眼目睹世界最新技术和设备后，秦仲达暗自思忖：“中国化肥工业落后了几十年，如再不迎头赶上，差距会越拉越大。”

　　充分的调查研究，为引进做好了技术准备。此后，秦仲达还参与了项目的工厂选址、设备安装、装置试车和实现长周期安全运转的全过程。13套大化肥装置的投产，意味着我国化肥产量翻了一番。到1978年，我国化肥年产量上升到4000多万吨标肥，大大缓解了供应紧张。

　　化工现代化的推进者：著鞭跨马涉远道

　　1982年3月，秦仲达任化工部部长。在他担任主要领导岗位主持下的化工行业，经历了上世纪火热的改革开放年代。他带领化工战线干部职工，积极推进化工现代化建设。

　　纯碱的突破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说起来，这也与一个故事有关。1982年夏季，河北省一位领导到农村考察，在山道上看到一位老人背着一袋东西，遂问：“老乡，背的是啥呀?”老人说是面粉，要下山换馒头。领导不解：“你有面粉，怎么不在家蒸馒头?”老人回答：“蒸馒头要有碱才行，我们没有碱。”

　　听说此事的秦仲达当晚夜难成寐。他在记事本上写道：“碱已经成为国计民生的迫切需要了，要想不招老百姓骂，就要尽快把碱搞上去!”

　　随即，秦仲达亲自考察、决策、选址，调动整个行业的设计、技术、施工和生产力量，决定引进3套国外最先进的大型制碱装置，建设潍坊、唐山和连云港三大碱厂，装置规模均达到60万吨/年。

　　这是一条艰辛求索的路。质疑、失败、挫折，如家常便饭；误解、反对、诋毁，曾如影随形。他当时决定：只引进必要的关键设备，装置的大部分立足于国内生产制造。这是个关系全局而又颇具风险的创举。有人问：“出了事谁负责?”秦仲达果断拍板：“我负责!”

　　从材料准备到攻关制造完成，只用了1年零9个月。三大碱厂投产后，当时的媒体以“彻底改变我国制碱工业的落后局面”为题进行了报道。到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纯碱年产量达500多万吨，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生产国。也是从那个时候，我国纯碱产品开始销往国外，由进口国变为出口国。

　　在秦仲达担任化工部部长期间，化肥、乙烯、橡胶、轮胎、树脂等先进化工项目的引进和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氯碱、农药、钾盐等传统化工技术改造也取得重要突破。

　　秦仲达也是安全理念的先行者。他深知化工产品在生产、储运、使用中的危险。因此早在1952年他任厂长期间，大化就摸索出一套对新工人进行安全教育的“入厂三级教育”法，在当时是全国首创。由于方法针对性强、切实可行，很快就作为一项经验在东北乃至全国工矿企业推广，在之后数十年对防范和减少工伤事故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就是著名的“三级安全教育”制度的起源。

　　1979年9月，温州电化厂发生液氯钢瓶爆炸事故。时任化工部副部长的秦仲达提出，要把导致事故的原因、钢瓶爆炸的原理及危害进行科学再现，使更多的人受教育，避免类似事故发生。原化工部劳安司副司长王培和回忆说：“秦部长要我们把这一事故作为典型，拍一部科教电影，这在当时很有创意。”于是，部里拨了专款，委托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液氯钢瓶爆炸》科教片。这是我国采用音像技术进行安全教育的开始，如今不少化工企业的安全教育室还存有这部片子的复制品。

　　秦仲达一直坚持，“要把安全生产作为厂长的第一职责，亲自过问、亲自抓”。这与如今“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提法不谋而合。他时刻把化工生产安全挂在心上，注重安全制度建设。1985年，他拍板对全国化工企业厂长经理进行考核，近5万名化工企业领导、技术干部参加了学习和考试，合格率达93%，开拓了企业领导干部安全培训制度化的新路子。

　　还有一件事让李士忠至今印象深刻。1983年他刚担任化工部生产综合司副司长时，有一次在部务会上向秦仲达汇报水银法烧碱厂工人中毒情况。“秦部长非常着急，批评我‘简直是铁石心肠’。”李士忠回忆说，随后秦仲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在全国淘汰水银电解槽工艺；二是批准成立工业卫生处，选调专家加强公共卫生管理；三是批准化工系统防治职业病的专家立即到美国考察，借鉴经验；四是拨款建设职业病防治中心；五是在北戴河、青岛、大连、连云港等地建立化工疗养院；六是在全国范围开展尘毒大普查。

　　这次大普查花了1年多时间，涉及27个省份、3546个全民企业、17600个车间、231万多名化企职工，把易造成尘毒的10种化学品弄明白了，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六六六和滴滴涕。“普查结束后，秦部长向中央打报告：建议分期逐步淘汰六六六和滴滴涕。报告送到国务院后，中央当即决定：立即全部停止生产、停止使用；同时特拨一大笔投资，用于研发低毒高效农药。此后，化工行业开展‘三创’(创无泄漏工厂、清洁文明工厂、六好企业)活动，在劳动保护、自动化方面得到了质的提升。”李士忠说。

　　技术进步的贡献者：丹心益炽创新愿

　　秦仲达爱学习，这是他留给许多人的印象。

　　1982年3月，他履新化工部部长，《瞭望》杂志记者采访他的新打算。他谦虚地说：“我觉得自己无论是思想水平、工作能力或知识经验都与这一职务的要求有差距。因此，要努力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经济管理，学习一切有用的知识。”

　　“学习一切有用的知识”成了秦仲达的人生注脚。

　　“秦部长精通英语、日语，能熟练使用俄语和德语，这都来自他的刻苦自学。他还自学了高等数学、哲学、管理学等大学课程，以及各种化工工艺。每次和项目方谈判，他能一直‘钻’到分子式里头，对每个专业细节了如指掌。”中国无机盐工业协会名誉会长陈国福曾任秦仲达的秘书12年。据他回忆，每次随秦部长出差，都要替他带上好几本化工类业务书籍。利用坐火车的零碎时间，秦仲达手不释卷，时而动笔圈画，时而凝神思考，常忘了吃饭和休息。每到一个地方考察，他也第一时间了解化工工艺，保持着旺盛的求知欲。

　　1985年1月5日，《中国化工报》在秦仲达的拍板和推动下创刊，他撰写了《树立好的学风》作为代发刊词。短短几百字里，秦仲达13次提到“学习”。他说：“办报的同志要加强学习，广大职工也要努力学习，树立好的学风……让我们学以致用，推动化学工业不断向前发展。”

　　秦仲达之子秦道华、秦道东回忆说：“在我们的印象中，父亲的一生似乎一直处在为工作的忙碌之中……即使到了90多岁高龄，他也手不释卷，一有空就读书，还在丰富着他的知识宝库。”

　　丰富的专业知识，让秦仲达成为化工生产技术方面的专家和具有专业造诣的管理者。

　　1965年，化工部在兰州召开“究竟采取什么工艺方法制造液氢，为大功率火箭提供高能推进剂”讨论会，秦仲达主张采用深冷分离法。此种方法可综合利用生产合成氨，经深冷得到需要的氢，再经转位、换热、压缩得到液氢。后来，化工部采纳了秦仲达的建议，在陕西兴平建设相关项目，用于大推力大型火箭的发射配套，至今仍在运行。

　　陈国福记得，山西大化肥项目上马后，遭遇不少技术瓶颈。当时秦仲达作为化工部部长，经常亲临现场，与一线工人和技术人员讨论、交流，就造气炉、离心机的技术细节进行攻关，保证了项目的安稳运行。

　　还有1980年，国家批准在青海建立首个年产20万吨氯化钾厂。用旱采法还是用水采法采集光卤石制造氯化钾，成为当时争论的焦点。大多数人赞同采用积累了丰富经验的旱采法。秦仲达到现场确定厂址和厂区布置时，以自己的学术功底反复查阅资料，认真研究分析两种方法的优缺点，决定使用水采法。这一决定作出后，立即遭到了质疑。后经国家组织调研对比，批准实施水采法。多年后的实践证明，当初的决定完全正确，节约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1985年，秦仲达负责联系、指导化工部第一胶片厂改革工作。在他的支持下，一胶专门成立研究院，负责感光材料研发。后来，我国油溶性感光胶片研发成功，国产彩色胶卷在国内市场占得一席之地，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离休以后，秦仲达依然坚持学习。据他所在的老部长党支部书记李士忠回忆：“他一直关心化工行业发展，做了很多调查研究。直到他90多岁，已经走不动路了，还要坐轮椅来参加我们的党支部会。周围人劝他：天冷了，别来了，电话里说一说就行了。但他仍坚持由两个人搀扶着进到会议室，认真做笔记、谈体会。他97岁那年，还常找我借书，学知识、写材料。”

　　李士忠深情地说：“他是一个纯粹的化工人，一辈子都没离开过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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